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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在上海浦东机场的人们

4 月 25 日,17 岁的高中生何一鸣刚进入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就收到提示,飞往家乡长春的航班取消了。在那之前,他跟居住地签了协议——只要离开小区去了机场,就不允许再回来。这个来上海参加艺考集训的高中生,立马又订了新的航班。他急切地想回家恶补文化课,为一个多月后的高考做准备。

但何一鸣买的航班反复被取消,他已经在机场的台阶上睡了近半个月,身下垫着别人送的瑜伽垫,每天要为吃饭发愁——所有的商铺都关了门,仅剩一个只卖泡面的供应点。跟他一起搭伙的有位中年大叔,从烟台去上海做志愿,听闻父亲生病着急赶回老家,辗转虹桥机场和各个核酸点后,最终被困在了浦东机场。

他们估计这里有上百人滞留,自上海封控后,不少人骑自行车、高价包车、走路赶来,但飞往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班大量取消,他们面临酒店难以入住的状况,有人甚至已经在机场 “生活” 了 1 个月。

30 多厘米宽的木质台阶上,一层红色的瑜伽垫和一件外套铺在上面,这就是 17 岁高中生何一鸣最近几天的 “床”。他 1 米 84,脚不能伸平,总得悬在台阶外面。台阶没有肩膀宽,他只能侧着身,动一动就碰到无印良品上了锁的铁门。

这是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 3 楼出发层,头顶的灯光 24 小时闪亮,只有广播不时在大厅回荡,提醒旅客注意自身防护,戴好口罩。“在这里面关着,白天晚上都一样。” 何一鸣每天熬到凌晨两三点困了才睡,盖着一件风衣。在机场的一个多星期,他没有脱过鞋。

书包、行李箱、喝了一半的可乐和泡面箱子杂乱地放在四周,紧挨着几排空荡的休息座椅,后面是关了门的捷惠便利店。从 A 到 M 的值机柜台在右边,正常情况下,这里会聚集着南方航空、四川航空、春秋航空等乘客来办理手续。现在阳光从玻璃幕墙照进来,散落在零零散散的人身上。

上午何一鸣就迷迷糊糊地一直躺着,睡得虽然不安稳,但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算是幸运,可以睡在台阶上,不用挨着冰冷的地面。他是吉林长春人,说话间带着一股爽朗,喜欢和人打交道。4 月 25 号到机场的第一天,他排队买泡面时跟前面的人攀谈,得知对方在这住了一周,那晚航班终于要起飞。临走前,对方把这个 “床位” 留给了他。

睡在台阶上的高三学生何一鸣。讲述者供图

滞留的人分散在楼层各处,大多睡在地上。40 多岁的浙江人张强是时间最久的之一,他躺在 A 值机区旁,从 3 月 27 日到机场的那天算起,已经在这里住了超过一个月。

来的那天有点冷,他裹着羽绒服,还穿了毛衣和秋衣。但这些已经在半个月前被他丢进垃圾箱,因为一直穿着,天气转暖后出了太多汗。他换上一件黑色卫衣 ,又穿了半个月。“从冬天熬到了春天。” 张强自嘲。

他记得,刚封控那几天,机场满地都是床铺和被子,有人搭帐篷,还有人拿电饭煲做饭。每天都有新来的,而离开的绝大多数是飞往国外的旅客。4 月 30 日,有一架去南宁的航班顺利起飞,张强说,很多乘客原本的目的地并非那里,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离家不算太远的,想集中隔离完就能回家。

一开始,机场的小卖部还时不时开门,张强去买吃的,买烟。他没有带牙膏牙刷,机场也买不着,半个多月里,他只能一天漱口好几遍。头发脏得不行了,冒出一股油腻的味道,他后来每隔两天用卫生间的冷水和着洗手液洗,结果头皮屑噗噗直掉。“那又能怎么办呢?” 他苦笑。

最初他整天对着手机,无聊就听有声的玄幻小说,听倦了望着天空发呆。有一次,他蹲在墙边给手机充电时碰到一位非洲人,对方在中国十几年,开了公司,中文很好,也滞留了快一个月。之后他睡在张强附近的沙发上,夜里睡不着两人就聊彼此的经历。

非洲朋友在自己的一些群里,问到最近要来机场的朋友,帮忙捎带了牙刷和一瓶洗发水给张强。张强也分享了食物,有天他看到一个座位旁边有袋面包,想着非洲朋友爱吃,就拿去给对方。结果,面包的主人追了过来,张强只好给了人家两桶泡面和一根数据线来 “赔罪”。

住得时间久了,张强也摸索出一些提高生活品质的 “攻略”。等天一黑,他就把便携式投影仪拿出来,在墙上看看新闻和电影。A 值机区在大厅的尽头,睡在附近的人不多,除了那位非洲朋友,就只有路过的人会驻足几分钟。他也成了帮助新人的角色。每次买两盒泡面,吃剩的一盒存下来,有人走过来问卖不卖,张强说,不卖,需要你就自己拿走。

他总在机场溜达,在垃圾桶旁边捡到一张走了的乘客扔掉的床,还有一个睡袋,终于不用蜷缩在单人沙发上。后来,他又搬回一张床和几个被子,弄了两个防潮垫拼在一起,铺了个毯子,免费提供给需要过夜的人。

一个星期之前,有个要去日本的姑娘睡在这里。临睡前,张强脱掉鞋上床,袜子穿了一个月已经磨出了一个大洞,他笑着指给女生看。第二天睡醒时,女生已经坐上飞机离开了,张强在自己的床头发现她留下的一双袜子、一袋小米和红枣。

离开小区,就不许再回来

变动都是突然来临的,没有人想过会在机场停留那么久。出发的那天,何一鸣收拾行装,打了很多电话后才通过朋友弄到车,临行前还跟居住地签了协议——只要离开小区去了机场,就不允许再回来。何一鸣觉得在机场过一夜就能登机,连吃的都没有带。

他是去年 4 月到上海的,在一间封闭的学校进行艺考前的集训。8 个月里,他一直住在宿舍,学校不建议周末出校门,只有在零星的放假时间,他可以回一趟老家。

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,一天上三节课,每次两个半小时,学的是他喜欢的表演和音乐。集训在二月份结束,他和朋友到房租便宜的宝山区租了间公寓,等待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终试。原本定在 2 月 26 日,线下举行,何一鸣做好了计划,等考完后就在 3 月初回长春,最后猛补一下文化课。

结果何一鸣收到通知,考试延期到 3 月 10 号,他赶紧把机票退了。又准备了半个月,因为疫情的影响,考试再次延期。这回,连改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,何一鸣也不敢离开。更何况,长春的疫情也严重起来,能不能再回上海是个未知数。

校考没考完,何一鸣也没心思看文化课的内容,每天在焦虑中逼着自己继续练声乐、台词这些专业技能。一个月后,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才通知,终试时间改到 4 月 24 号,线上考试。

何一鸣又开始买回家的机票,但总被取消。4 月 26 号的那班飞机彷佛是个例外,直到何一鸣顺利参加完终试,打开手机看了看,航班还在,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走了。

结果,他刚下车走进航站楼,取消的短信就弹了出来。何一鸣觉得很失望,只能又重复和之前同样的操作,马上改买 4 月 28 号的机票,这已经是离时间最近的航班。

滞留的人多数是这样开始了在机场的等待。对于一些人来说,来到机场都很艰难。4 月 21 日,接到父亲脑血栓住院的消息后,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,53 岁的张明阳急忙辞去建筑包工头的活儿,想坐飞机早点赶回山东烟台的村里。他骑了 4 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上海虹口机场,门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,已经没有机票,让他去浦东机场。张明阳让儿子在网上订了第二天的机票,自己坐大巴赶了过去。

然而,进入浦东机场需要 48 小时核酸证明,张明阳并不知道这些规定,只能重新坐巴士去机场最近的医院。做完核酸后,他却搭不到去机场的大巴,出租车司机要价 800 块。张明阳觉得太贵,只能开着手机导航继续骑自行车。他骑上了高架,汽车在他身边呼啸而过,天也落起了雨,张明阳担心手机被淋坏,捂在肚子上,用身上的衣服遮盖着。

骑了 50 里地,雨越落越大,张明阳心里直犯嘀咕,把自行车停在了高速路边,用地上捡到的一块塑料布包裹好手机。最终,一辆路过的车把张明阳送到了浦东机场。

刚开始他在椅子上凑合着睡,醒来后腰酸背痛的。他到大厅里溜达,想找个地方躺下睡觉,才发现机场里滞留了这么多人。在何一鸣之前,他先找到了无印良品门前的台阶,常常睡着睡着就滚到地上。但这里已经是他近来睡的最好的地方。

一个月前,他听说上海疫情严重,需要志愿者,特意和两个朋友一起来到上海。张明阳被分配到杨浦的一个小区,协助保安管理,白天帮忙检查通行证、搬运物资、消杀,晚上就在街边铺个纸板睡下。张明阳觉得,住在机场 “算是享福了”。

和他们搭伙的另一个小伙子甚至是拖着行李走来的,因为出租车公司告诉他排不上队。一路上,他眼中曾经繁华的上海街道空无一人,堆满了落叶。走累了,他拿出烟一根接一根抽起来。这是他花了两倍价买到的,在宿舍时一天只舍得抽一根。

6 小时后,他到达浦东机场,“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”,手机里的微信步数显示 10 万多。今年年初,小伙子从山西老家来到上海打工,三月刚进一家电子厂,只上了 5 天班,工厂就因为疫情停工。他住在浦东新区曹路镇的城中村,那里聚集着跟他一样的打工人。因为不会做饭,封控后一直在宿舍吃清水煮面和泡面,一个月瘦了 10 多斤。复工的日期一改再改,他决定回老家。

4 月 27 日刚被滞留在机场那天,他手足无措地坐在凳子上,嘀咕 “哪儿能买到吃的”,张明阳给了他一盒方便面,两个人聊起来。之后,他在张明阳和何一鸣附近找到位置,但已经没有木台阶了,只好在冰冷的地面上铺了老家带来的夏凉被,又从行李箱里掏出拖鞋换上,枕着书包,穿上棉袄躺了下来。

“终于又熬过了一天”

大约封控一周后,机场的商铺就关了门。工作人员征用了一间商店,每天早上 7 点、中午 11 点、傍晚 5 点三个时间段,只售卖杯装的泡面,每人每次限量两件。价格倒是合理,但都是香辣牛肉面。

何一鸣从来不爱吃这个味道,吃多了更是闻到就想吐。张明阳吃不了辣,连续吃了几天这个泡面,肠道发炎,一直在拉肚子,左眼也因为上火发肿。山西小伙把泻火药分给了他。

来到机场的第三天,何一鸣在手机上意外刷到了附近一家酸菜鱼的外卖,显示还在营业,但没有外卖员接单。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给老板打电话,竟然成了。

何一鸣点了一盆酸菜鱼,四份炒饭、五瓶大可乐、两份小酥肉、红糖糍粑和南瓜饼。吃到米饭的第一口,他们感觉 “那才叫饭”。三人吃了整整两天,依然觉得痛快。机场没有微波炉,他们就把小酥肉放在泡面里,“好歹有肉吃”。

何一鸣请两个朋友吃了这顿 “大餐”,硬是不收他们钱。但之后他没有再点过,450 元对于这个高中生还是太贵了。平日里,他会用囤积的泡面跟刚到机场的旅客换零食。很多出发去国外的旅客一两天就走了,他们知道了何一鸣的情况后,也会把吃不完的东西送给他们。

有一天,一个上海女孩坐上飞往英国的航班前,给了他们仨一堆食物,有糖、海苔、牛奶,还有其他口味的泡面,何一鸣说了很多遍 “谢谢”。但大部分时间,他们的食物还是只有那个香辣牛肉面。

一天彷佛被拉得更长,为了消磨时间,何一鸣一把一把地打游戏。看见有外国人需要帮助,作为三个人里唯一会讲英语的,何一鸣努力在脑海中搜刮单词,教他们用热水,借小刀给他们,聊最近的经历。

他给父母打电话,关心家里疫情,叮嘱他们照顾好自己。但这个还没成年的男生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真实处境,他们只知道何一鸣在机场,机票取消了,但以为他吃喝不愁,在机场都能买到。何一鸣觉得,自己的心态还算平和,可以挺过去,没有必要让他们担心。

老师和同学们给他发了一些复习资料,何一鸣每天逼着自己看,他说想努力考个好大学。但在这样的环境里,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对他来说已经是极限。每晚临睡前,是何一鸣难得开心的时刻,他蜷缩在那个小小的木台上,闭上眼,感觉自己终于又熬过了一天。

留给后面的人

每个人都在经历一次次改签,再被取消。这样重复 6 次之后,母亲给张明阳打电话时,一直在哭,这个中年男人也禁不住抹泪,“早知道就不来上海了”。在他眼前的落地窗外,停机坪上飞机轰鸣一声冲上云霄,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起飞。

庆幸的是父亲的病有所好转,已经回到家中,张明阳还是着急回去照顾父亲,家里的十多亩地也等着种下玉米、花生。

山西小伙已经没什么感觉了,白天和晚上都变成一样的概念。他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,困了戴上帽子就躺下。被冷醒是常事,醒来就拿手机刷刷航班信息,因为充电不方便,他也不玩游戏。他躺着数机场的天花板,数得不对再从头开始。他母亲担心得整宿都睡不着,父亲说 “现在无论花多少钱,只要有票就买”。

“如果早一天取消航班,我在宿舍就不会动了,那里最起码有床。不知道日子咋过成了这样……” 他看着卫生间镜子里的自己,难以相信现在的模样,头发像鸟窝一样束着,担心凉水洗头会感冒也不敢洗,刮胡刀丢了之后,脸上的胡子也疯狂生长。

但就算能回住处,何一鸣也不想动了,他觉得再来一趟机场太麻烦。每天他都在反复研究自己回家的路线,还有哪些机票和火车票可以买。前两天,上海到长春的直达航班突然不卖了,他又开始找中转方案,看到哪里可以转机,然后不停地给当地防疫部门打电话。

他最近看中的是郑州,因为发现当地机场和高铁站连在一起,寄希望于下了飞机就能登上回家的高铁,不用隔离。

和这些急切想要离开的人不同,张强已经决定,就在上海待到 “解封”。父母还以为他在北京,张强在那里有家生产洗车机的工厂,但订单少,效益也不好。为了多赚点钱,他干起了网络推广,一个人拿着 4 个手机,每天能挣个百十来块钱,在机场更是可以打发时间。每次父母打来电话,他就把摄像头对准天花板,用手捂住话筒,尽量不让他们听到广播的声音。

3 月 27 号,张强从浙江坐大巴到上海,在朋友家吃了顿午饭后就去了机场,买了第二天飞武汉的机票。几天之后,有场经济纠纷的官司在那开庭,他需要到场。

航班取消,他又改签,登机需要核酸证明,但机场没有地方做。当时已经交通停运,张强四处找关系,最后花 800 块钱跟一个司机谈妥了价格,去 20 公里远的一家医院做完后,第二天航班被取消了。

张强又花 800 元去了一趟医院,但结局跟上次相同。他彻底不愿意再花冤枉钱,武汉也不打算去了。开庭之前,工作人员打来电话,问他要不要视频参加,想到机场还有其他人,他让对方给自己记了缺席。

没有了要去武汉的理由,这个中年男人也不想回家。他怕在路上感染了病毒,回去传给年迈的父母。想着就算买到票离开上海,集中隔离还需要花钱,他更不想出去了。他给上海的一些酒店打过电话,询问自己能不能入住,但得到的回应都是 “无法接收”。

又经历了几次起飞失败后,何一鸣也彻底放弃了。他找黄牛买了去杭州的高铁票,车票 70 多块,抢票的费用花了 250 块。他离开待了 10 天的机场,将在杭州经历漫长的隔离期。

“出来我就可以自由回家了。” 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松快。他和睡在身边的两个朋友早已约定好,谁先离开就把毯子、被子都留给后面的人。
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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